]中西医论争在现实的医疗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激烈，它不再只是思想层面的分歧，更是个人和社会现实的反映。

　　1931年3月17日，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。“国医”即“中医”。作为1929年“废止中医案”的，国医馆的出现看似风光，但借用李零的说法，事实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医学“国将不国”的境况。自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海禁重开以后，西洋医学携解剖学、微生物病原论两大利器，以及其后不容置疑的“科学性”进入中国，来势汹汹，攻城略地。中西医论争兴起，其间中医界虽有和汇通的努力，但却总是左右支绌、疲于应付，阵地步步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近代中西强弱对比下，医学还被卷入国族和身体的论述中，与民族主义、国民身体和现代价值观扯上关系，成为国家建构的一部分，折射出近代中国、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。

　　关于这段近代中西医论战和汇通的经过，以及民初中医在面对中西药物、疾病定义和民族国家时观念的转变，在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中，已经得到了充分讨论。但遗憾的是，对中西两种医学文化和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个人，他们的患病经历，以及他们在中西医论争及近代国民性讨论中的态度和声音，目前我们还知之甚少。“人的消失”似乎是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见现象，但个人的日常生活、疾病经验，以及在中西医抉择中的思想和心态，却是构成近代中国历史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

　　学者皮国立的新著《国族、国医与病人：近代中国的医疗和身体》从病人的角度出发，将小我的、私领域历史放置于近代民族国家和中西医论争的大背景下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，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。全书除绪论和总结论外，共六章，大致可分为两部分：其中第三章成篇，对二十世纪“国医”的建构和近代中国医学的转型与再造进行反思；其余几章则从胡适、鲁迅、孙中山、梁启超、蒋介石等人的疾病和日常医疗入手，探讨他们对中西医和民族国家关系的看法分歧，以及实际医疗实践中所反映出的中西医困境。

　　近代医学进入中国后，早期的中医界尚有“中西医汇通”的思想，但1920年代以后，讲“汇通”者已然不多，医学界中以“废止中医”、“中医科学化”、“保存中医”的言论最为盛行。这一时期也是中医发展最为关键的阶段。在西医乃至整个国家卫生行政体系的压力下，此时的中医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学术定位和框架，“国医”这一概念的出现亦在此时。

　　然而，“国医”的建构在学理和现实层面都并非易事。一方面，它要突显“国”，亦即中医的独特性，与西医的差别。1920年代中后期，可以看到，早先中西医兼容并包的概念被逐渐放弃，中医与中国民族、身体、思想、文化系统的关联逐渐紧密。另一方面，要成为“国医”，中医也必须展现它对“国”的责任。雷祥麟曾经指出，传统中医之所以在近代诟病，在于它不能参与进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之中，而皮国立则进一步指出，“不科学”是中医为西医所质疑的致命伤。因此，要展现中医对国家的意义，“科学化”是中医最后的保命符。

　　1931年国医馆成立后，“中医科学化”的说法普及于国内，成为时髦名词，中医界也以此作为再造国医形象的关键。但到底哪些是国医可以采用的“科学”，“科学”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既保留中医的特色，又能摆脱中医原有的落后印象，这些却又是令中医界头疼的事情。

　　19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进程中，最终“国医”采取了两分的做法，他们接纳了医学的器具、解剖及生理形质，但在触及中医基础理论和经典理论，如伤寒、六气时，国医却不让步。这样“非驴非马”的两难困境，形塑了现代科学中医的复杂面貌。1936年中医也得以进入国家卫生行政体系之中。但在国家下，国医中的“国”也与原先的“国粹”渐行渐远，成为“国家”医学的一部分。中医最终被置于国家的管控之下。（第三章）

　　近代中西医之争并非单纯的医学问题，也是个人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的组成部分。在本书多篇个案研究中，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近代以来，接受教育，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知识常常展现他们对现代卫生、健康和强国的关怀和期许，但当他们兼具病人身份，病情的实际存在时，他们如何在“医人”与“医国”、中医和西医之间做出选择；在民族国家论述的之下，小我的私人病痛和医学观念又将如何自处？

　　胡适较为温和，他相信西医，但也不中医，他也曾因脚肿、肾病和痔疮多次看过中医，效果似乎也比西医好。但在公开的中，他时刻注意西医的权威，而不提自己看中医的事。因为对他来说，“医国”比“医人”重要。疾病是“我们种弱的最大原因”，是中华民族的“五鬼”之一，要振衰起敝，中医早已被证明无效，只能依靠西医，因此西医的科学性需要被。即使是中医中药的科学化，也不能交给中医，而必须由科学家来做。（第一章）

　　相较于胡适，鲁迅的对待中医的态度要严苛的多，这可能跟他父亲早年的病及他在日本所受的医学相关。但更重要的，他对中医的与他对中国国民性的一脉相承。在他看来，中医是中国文化最固陋的一环，要国民性，必须把中医连根拔除。时期中医界提出的所有“调和”和“科学化”的主张，在鲁迅看来，都是的。中国人一定要做科学和医学的信徒，中西医之间不存在任何的“两歧性”和中间地带。胡适和鲁迅对中西医态度的差别，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在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冲突之间的选择。（第四章）

　　与知识相比，主要人物的医疗经验和卫生观念更为重要，它不仅关乎自身健康，同时对于国家卫生行政的也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在全书的最后一章，皮国立用很长的篇幅梳理了1937年以前蒋介石的患病经历和他的医疗卫生观。蒋早年留学日本，受军队管理的影响，比较能接受和日本的现代卫生观念，对于他的之下，的卫生、身体和状况也有很高的要求。在近代中国危机日深的境况下，公共卫生还是国家和民族自救自强的基础。

　　不过，蒋虽然有向看齐的决心，但吊诡的是，他的医疗卫生观却是一种“卫生现代性”的断裂。在推行公共卫生时，蒋并未过多地诉诸卫生设施的硬件建设，而是反推到个人行为的正当性中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，以的和修身观念来教育人民，以国家的力量去塑造个人的公德观念，养成个人的身体卫生习惯。他相信这样一种个人意志和身体军事化的训练，最终能够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国家落后的状态。1930年代，蒋在全国大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个人医疗卫生观念和经验的体现。（第六章）

　　中西医论争在现实的医疗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激烈，它不再只是思想层面的分歧，更是个人和社会现实的反映。书中有两章，分别以孙中山和梁启超为例，探讨在现实的医疗中，个人和社会对中西医的选择，以及其间中西医学所面临的困境。

　　1925年初，孙中山被检查发现肝癌末期，入北平的协和医院接受治疗。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产物，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。现代西医试图造就“负责任的医生”和“有的病人”。因此，入院之初，孙中山即感受到现代医疗体系的规制，协和对整个医疗过程具有绝对的控制权，不允许病人请中医、服中药，即使是他这样的名人也不能例外。对此，西医学校毕业的孙自然没有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和社会中出现了大量质疑西医的声音，认为西医的独断排外断绝了其他可能的治病救人的机会。在协和治疗无效后，孙搬出医院，回到自己的寓所休养，中医得以正式介入治疗。不同于西医的，当时的中医多表现出乐观的态度，有与西医一较高下的姿态，当然最后也是束手无措。一向西医的孙中山，在生命的尽头同意下属的安排接受中医治疗，对他来说也许是种无奈。但对中医而言，也很难算是幸事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西医地位不断巩固，很多人在求助西医未果后选择中医，进一步将中医边缘化，成了中医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（第二章）

　　此后不久，梁启超的“医疗疏失”给了社会和中医界更多质疑和西医的机会。1926年3月，梁启超因尿血住进了协和医院，经医生诊断后进行手术治疗，但手术后病情依然未能得到好转，后来还衍生出割错肾的传闻，最终于1929年初撒手人寰。梁启超本人对这起“医疗事故”并无任何怨言，反倒站在西医的立场上为协和说了话，但该事件在社会中却引发了广泛的争论。

　　争论的焦点，一是对西医医疗体制进入中国初期粗糙和不尽理想之处的；二是对西医科学和实际效果的怀疑。西医院要求病人对医生和西医疗法抱持绝对服从，但医院草创阶段，许多医疗行为并不合理；医院过于西化，等级森严，有钱有权者可以享受高规格对待，平民则望而生畏。西医多过于自负，墨守西医教科书的成规，用治疗人的方法来医治中国人，忽视中国传统习惯。这些在时人看来，都是值得诟病的地方。

　　即便当时西医所的科学，也有很大漏洞。西医讲科学，但科学也有局限，再加上一些医生不负责任，日常医疗中查验的疏忽、诊断的错误、手术的马虎也比比皆是。最要命的是，现代的实验医学中，人消失了，医生看不到病人，满眼所见只有病症，这让医院成了无情的实验室，病人也成了试验品。这些虽然有些偏激，但它的确点出了近代西医初入中国社会时的困境。（第五章）

　　《国族、国医与病人》一书由皮国立近年来的多篇相关论文构成，虽然撰写时间不一，讨论主旨有所差异，但它们共同关切于个人在社会中的，以及他们的病痛和生命经验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重新发现“人”。同时，在近代广泛的“国族”、国民性和国民身体的讨论之中，引入了“国医”这一新的维度，也拓宽了现有医疗史研究的视界，呈现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复杂面向。即使对于普者而言，这样一本行文流畅、历史细节丰富，同时又饶有趣味的书，也足以满足他们对近代中国疾病、医疗史的期待和想象。（文/李恒俊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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