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便是出院一年多，离家700公里，回想起那19天的经历，38岁的河南男子余五(化名)，身体还是会不自觉地发抖。

　　2015年10月8日，因与妻子婚后感情不和，38岁的河南男子余五在签署离婚协议的当天，被妻子及亲属送入驻马店市院。随后，院方以“性偏好障碍”的名义将余五收治，并对其进行治疗，前后共计19天，最终，余五在警方协调下出院。

　　2016年5月17日，余五将驻马店市院诉至法院，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。昨日，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下达，一审认定驻马店市院的强制治疗，了余五的权，判决院方公开道歉，并处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。

　　余五经常会做同一个噩梦：几名大汉将自己从床上拖起，用绳子绑好，塞进一辆车里，而终点，则写着“院”。被惊醒几次后，余五摸摸后背，身上已被冷汗湿透。

　　梦里的场景，在余五身上真实地发生过。余五是河南人，今年38岁。与妻子结婚后，两人感情出现不和，并约定于2015年10月8日，双方一起到当地民政局签署离婚协议。

　　变故突然发生。余五记得，当天一大早，刚刚起身的自己，被的妻子、哥哥等亲属摁倒、绑住，被“连拽”上了车。下车时，余五看见门牌上写着：驻马店市医院。

　　按照余五的说法，家人在此之前，似乎已经与医院打好招呼，交接、入院都进行得相当“迅速”。尽管一再自己没有精神疾病，余五还是被留了下来，换上了医院的病号服。

　　在余五本人看来，自己之所以被家人送至院，与其男性同性恋者的身份相关，而余五与妻子感情破裂，最终离婚程序，也是出于同一原因。新京报记者从驻马店市院一名工作人员处确认，医院当时以“性偏好障碍”的名义，将余五收治。

　　2015年10月26日，经当地门协调，驻马店院同意为余五办理出院手续。至此，余五在院接受共计19天的强制治疗。出院后，余五离开河南老家，远赴浙江打工。

　　2016年5月17日，余五将驻马店市院诉至法院，要求其书面赔礼道歉，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。新京报记者从余五的律师处获悉，该案本应于去年9月21日开庭，后因调取，延期至今年6月26日一审宣判，迫于压力，余五当天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。

　　昨日，一审寄达代理律师黄锐手中。这份由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出具的民事显示，住院期间，余五被“打针、吃饭”，并且多次“强烈要求出院”，均被。

　　同时披露了余五入院过程的更多细节。中称，余五的妻子向驻马店市院陈述余五病史，称其“整天心烦，坐立难安，情绪不稳定。有时情绪激动但不忍心家人，于是自己，有时夜里辗转难以入眠，无心工作，严重影响家庭生活。”此后，余五的妻子及哥哥作为监护人和其他代理人，填写《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》。审判中，驻马店市医院据此辩称，余五“在其妻子和哥哥的陪同下就医，诊疗过程无任何。”

　　驿城区法院审理认为，余五“病情一般，也无、伤人、毁物等行为或，不符合应当强制治疗的条件。”因此法院认定，驻马店市院实施的强制治疗，余五权，判决其公开赔礼道歉，并赔偿余五精神抚慰金5000元。

　　昨（3）日上午，新京报记者从驻马店市驿城区法院确认上述判决。而对于采访请求，驻马店市院未予回应。

　　新京报记者从余五的代理人处获悉，庭审当天，院是否余五的权，成为双方辩论焦点。

　　在余五及其代理律师看来，驻马店市医院在未进行精神鉴定，此前也无史的情况下，对余五进行强制治疗，前后长达19天，期间各项活动均受到院方，显然了余五的。而在庭审现场，院方的代理律师出具了包括余五妻子和哥哥，作为监护人与其他代理人的身份签署的《非自愿住院知情同意书》。

　　既然家人已经签字同意，为何一审仍认定院方余五权？驿城区法院出具的中称，余五的住院证明显示，其“初步诊断待定、标注为一般、非自愿住院”。

　　2013年5月1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国精神卫生法》第30条，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，诊断结论、病情评估表明，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并伴有“已经发生自身的行为，或者有自身的”、“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，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”两种情形之一的，“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”。

　　余五的代理律师黄锐认为，在本案中，余五并未出现上述情形，而医院听取其本人意愿，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行为，属于违法行为。此外，余五对自身性取向能够接纳，属和谐型同性恋者，并不在所谓“性偏好障碍”患者范围内。而自2001年起，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(第三版)中，已将这一类型的同性恋者剔除出精神障碍范畴。

　　在庭审中，法院采用了这一意见，并在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，仍然判定驻马店市医院余五权。

　　多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新京报记者，《精神卫生法》实施后，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，包括监护人及本人双方同意。

　　学副主任医师杨绍雷介绍，按照《精神卫生法》，对精神障碍的诊断、治疗，应当遵循“患者权益、尊重患者人格”的原则，不得本人意志进行强制治疗。

　　杨绍雷称，《精神卫生法》中对强制治疗的使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，包括患者行为及产生的后果等因素均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其表示，如果精神障碍患者正常社会秩序，产生性，并危害公共安全，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时，机关可依法将其送至院进行精神鉴定，并根据鉴定结果实施强制治疗。

　　杨绍雷介绍，院方只有在面对民事行为能力人时，才可在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精神障碍治疗。“面对有疑似精神障碍倾向者，家人应当及时疏导，并根据情况对其提出精神鉴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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